(77)具体而言，宪法基本权利具有双重性质，既是一种主观权利，也是一种客观法。

 (16)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修订)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科学研究，建设相关学科、设置相关专业，加强人才培养。不仅如此，当家庭监护人将少年送交学校之时，教师以及学校的相关管理人员实质上具有了对少年的监护职能(类似于委托监护)。

专业的少年社工组织及其相关专业服务标准体系的建设，以及相关社会公共资源的供给制度，是该制度体系建设的基本要务。同时，在少年法治实务部门开展系统性、职业性的专业培训，也是少年法治教培体系的重要内容。对此，笔者的基本观点是：一是，未满十四周岁的少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处于无监护人或合适成年人看护的状态，即应当奉行无缝监护制度。 四、我国少年法治环境系统的缺漏现状及弥合策略 少年法治环境系统，是影响少年健康成长的直接因素系统，意义显著。 (26)参见宋志军：《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社会支持体系》，载《法律科学》2016年第5期。

三是其他全国性的少年法律规范，如《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家庭教育促进法》，其主要问题在于：虽有一定意义，但局限一隅，且与其他少年法律规范的内容重叠现象突出，体系整合亟待加强。 目前我国少年法治建设的不足在于：缺乏对少年法治的系统认知、系统设计和系统运行。如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既能够节省释法说理的时间与人力成本,又能够保证其在宪法解释和宪法监督事项上拥有终局性的决定权,党内备案审查机关也能履行好其保证宪法实施义务。

参照党通过提出建议的方式间接领导宪法修改,党领导合宪性审查的方式也应当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领导。[25]参见韩大元、张翔等:《宪法解释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1页。[8]参见[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9页。基于宪法的最高法地位,各级下位规范都应当同宪法解释相一致,如有抵触情形,宪法解释机关自然有权对其进行审查。

[27]在国家的日常运行中,由制宪权派生而来的宪法解释权是制宪权在日常政治下的延续,它以法律化的方式进一步明确制宪权意志。在释法说理方面,党内备案审查机关的合宪性审查是对宪法的非解释性适用,党内备案审查机关可以对有关党内法规的违宪疑虑有自己的理解,但不能以自己对宪法的理解代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

德国的合宪性审查虽然不允许下级法院直接宣告规范合宪或不合宪,但下级法院的合宪性问题筛选功能实际上也是合宪性审查的一种实施方式。作为法治体系的一部分,不与宪法相抵触是党内法规的基本遵循。美国允许各州法院开展合宪性审查,在涉及联邦法律时,联邦最高法院对案件享有终局的审判权,合宪性审查权在美国显然是可分的。这其中就包括移送中央办公厅的3件。

整体而言,派生于宪法解释权的合宪性审查权是一种决定性的审查权,而派生于保证宪法实施义务的合宪性审查权是辅助性的。[46]参见周叶中、邵帅:《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效力》,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3期。宪法监督权和宪法解释权都已经被宪法明确列为两种独立的权力,并且被专门赋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33]参见焦洪昌、江溯:《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的规范含义》,载《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1期。

我国宪法充分体现了党的主张,开展宪法解释以及合宪性审查活动必须重视党对宪法条文的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第20条也只规定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以及法制工作委员会有权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

作为宪法的法律化实施的重要方式,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开展不能忽视《宪法》中党的领导条款的影响。包括是否同宪法和法律相一致……。

我国也面临着全国人大常委会难以独自承接所有的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困境,在此情形下,在保证全国人大常委会终局性的审查权的前提下,尝试把合宪性审查权区分为不同类型,由不同主体实施,或许是可行的。在第三部分,本文提出合宪性审查权可分别由宪法解释权和保证宪法实施义务派生而来,两种合宪性审查权的功能有所区别但能够互补。党的备案审查机关参与合宪性审查,最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终局的审查决定既符合宪法关于释宪权的规定,也满足政治稳定的需求,是当下比较稳妥的选择。如上海市和天津市的有关地方性法规要求将违宪疑虑报告给全国人大常委会。首先,所有规范性文件以及公权力行为都通过备案审查程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审查是不现实的。除了我国宪法文本和合宪性审查的实践以外,比较法上也有将合宪性审查权进行区分的成功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内备案审查机关履行的是保证宪法实施义务,它可以宪法为依据对党内法规进行审查,但不能作出终局的合宪性审查结论。

1.派生于宪法解释权的合宪性审查权前文已述,我国合宪性审查权的宪法依据在于《宪法》中有关宪法监督的条文。对于合宪性审查而言,党内备案审查机关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空间始终是存在的,因为除了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及地方性法规以外,党内法规有时在国家公共生活中具有溢出效应, [11]也有可能与宪法相抵触。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一审查案例中,法工委实际上对《宪法》第38条中的人格尊严进行了解释,将亲子关系确认为公民人格尊严的具体内容,完成解释之后,随即明确了强制亲子鉴定与宪法法律不相符。

在这层意义上,合宪性审查权的实施方式是可分的,党内备案审查机关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发挥好各自应承担的职能。具体而言,党对合宪性审查的领导应当包含两种面向,其一,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合宪性审查中面临重大的政治问题,审查结果会对政治统一体的统一和维护产生重大影响时,应当积极与党中央沟通,通过宪法的政治化实施的方式来化解难题。然而,虽然从这些单独的宪法规定来看,合宪性审查权的可分性并未表现出来,但基于宪法整体性的考虑,对某一宪法条文的解释不应当忽略宪法其他条文,尤其是有关基本决断的条款。具体而言,党内备案审查机关可以按照自己对宪法的理解形成有关合宪性审查结论的意见,但对宪法条文的最终解释结论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确定。

[8]对于合宪性审查权而言,《宪法》第1条第2款包含的党领导合宪性审查的要求是不能忽略的。这一点在我国台湾地区的违宪审查制度中体现得较为明显,我国台湾地区在宪法解释程序中对有关规范一并进行合宪性审查。

因此,从保证全国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有效性和效率来看,所有的合宪性审查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实施是不切实际的。结语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法治的践行者,也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领导者,党如何依宪治国将是学界今后较长时期内都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2017年12月,有公民对《人民武装警察法》中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的规定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认为这一规定与《宪法》第9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规定相抵触。而且,对于一些十分明显,不需要对宪法进行解释的违宪情形并不一定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论证到宣告的所有审查程序才能得出结论,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常规的合宪性审查权实施主体应当专注于对基本权利和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案件。

[38]参见杜强强:《符合法律的宪法解释与宪法发展》,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1期。2021年,国务院有关部门更是首次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对于确实需要实施合宪性审查的问题,应当最终由党中央的审查机关主动通过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联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妥善解决相关宪法问题。整体来看,区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权以及党内备案审查机关的合宪性审查权既是落实党的领导条款的重要方式,也是正确理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职责不可或缺的。

大部分合宪性审查案件由各类型的宪法实施机关通过派生于保证宪法实施义务的合宪性审查权来审查,少部分重要案件通过派生于宪法解释权的合宪性审查权来审查,这对于提升合宪性审查效率是至关重要的。[41]可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外的宪法实施机关对合宪性问题进行初步审查,在我国已具备一定的实践基础。

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应当在改革措施成熟后,及时修改完善有关法律。如果经过审查研究,认为决定命令决议决定、规章涉及宪法解释或者实施问题的,应当逐级向全国人大宪法与法律委员会提出请示。

在审查程序方面,党内备案审查机关不能回避党内法规中存在的合宪性问题,各级审查机关应当积极运用宪法对相关文件进行审查。因此,我国的合宪性审查权并不仅仅指涉派生于宪法解释权的合宪性审查权,宪法中实际上还隐含着派生于保证宪法实施义务的合宪性审查权。